哈佛大学于5月28日举办了384年来第一次的云毕业典礼。
受疫情影响,美国高校将众多校园活动改为线上进行。在这一形势下,哈佛大学于5月28日举办了384年来第一次的云毕业典礼。
在特殊形式的毕业典礼上,《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马蒂·巴伦(Martin Baron)从自己工作的角度出发,以历史和个人经历为论据,着重探讨了坚守和敢于说出真理和事实的重要性,就像哈佛大学的座右铭“Veritas (Truth)”所说的那样。
演讲文字版全文如下:
先从我家里向大家道一声早安。正如你们所想的一样,我也希望我们一起在校园里。
现在有太多情况导致我们不能再想当然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就变成了其中一种情况。因此,我们这些健康的人有充分的理由感恩。
我也感谢哈佛大学和校长Bacow邀请我来为你们做毕业演讲。祝贺2020年从哈佛毕业的学生们。并祝贺在整个过程中为你们提供帮助的父母、教授、导师和朋友,我为能与你们一起毕业而感到荣幸。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来谈论我认为非常紧迫的主题的机会。尤其是现在,当全球都受到突发的卫生事件的影响。
我想先与你们讨论事实和真理的重要性。
仅在几个月前,我的演讲主题本来是强调我们的民主取决于事实和真理。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我们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方面并非如此。
事实与真理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错误的信息,虚假的信息,妄想和欺骗都会害人。
可以使我们前进的是:科学和医学、学习和知识、专长和理性,换句话说,就是事实与真理。
我想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所有人和独立媒体的自由表达对于了解真相至关重要(尽管我们可能不完美)。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求政府负责,并追究其他强大利益集团的责任。
当我开始思考这些言论时,我当然希望是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谈论新闻自由,谈论我们经常与官方权力发生冲突的关系是非常合适的。
毕竟也是在波士顿成立了美国殖民地的第一份报纸。报纸的第一版于1690年9月25日出版,但是第二天,马萨诸塞州州长和理事会决定将其关闭。
因此,这个国家的媒体早就知道面对一个旨在压制它的政府意味着什么。
幸运的是,已经取得了进展。通过第一修正案,James Madison倡导了“自由审查公共品格和措施”的权利。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吸收了麦迪逊所说的话。我们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我们在John Adams的领导下执行了《外国人和煽动法》,在Woodrow Wilson执政的麦卡锡时代执行了《煽动叛乱和间谍法》。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一个国家的最终结局。
最后,在目睹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威权主义后,我们终于开始在这个国家获得新闻自由。最高法院有力地强调了新闻界在保障民主方面的作用。
Hugo Black大法官在几十年后说得很好:“新闻界受到保护,以便它可以揭露政府的秘密,并向人民通报。”
而我也想补充,我们不仅仅要揭露政府的秘密。我们告知公众的责任也绝不仅限于此。否则,远远不够。
我在波士顿担任记者的几年中,这一点显而易见。在当今的危机中,这似乎是另一个时代。但我仍然想告诉你们,因为我认为这对于强大的独立新闻界必须做什么具有强烈的启发性。
我于2001年夏天开始担任《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在我上任的前一天,一位环球报专栏作家写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案子。一名牧师被指控虐待80个孩子。一起诉讼称,当时波士顿的枢机主教知道连环虐待,但对此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反复将这位牧师从一个教区改派到另一个教区,也没有对任何人发出警告。
大主教管区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环球》专栏作家写道,真相可能永远不为人所知。可能,揭露事件真相的内部文件已被法官密封。
在上班的第一天,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弄清真相?因为公众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挑战了法官的保密命令。我们的记者仍然自己开始了调查。
在2002年初,我们发表了通过举报和在法庭上获胜所得的信息,我们发表了真相:枢机主教确实知道这位牧师的虐待行为。然而,主教仍将他留在该职位上,从而使他可以进一步的施虐。主教区的数十位神职人员也犯了类似的罪行。红衣主教掩盖了一切。
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真理:掩盖这种虐待是教会数十年来的实践和政策。
直到现在,这些有权之人才被追究责任。
在2002年底,在发表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数百个故事之后,我收到了托马斯·道尔神父的来信。道尔神父为使教会面对这些问题,而徒劳地斗争了多年。
他对我们的工作深表感谢。他写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其良好的效果将持续数十年。”
道尔神父并不认为记者是敌人。他将我们看作是可信任的盟友和伙伴,那些受虐者也同样如此。
我把神父的信一直放在桌子上,也会每天提醒自己,当我们看到不正当行为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和职责。
两年前,哈佛民权先锋John Lewis在毕业演讲中曾经说到:“当你看到不正确、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时,你必须为此发声;你必须说些什么,你必须做些什么。”
作为记者,我们具有与宪法权利一样的发言权和做某事的能力。我们同时也有义务。我们必须更有意志力,更坚持。
而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你们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义务和权利。你想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你同时也能自由地听其他人的观点,无论观点是相同还是不同。你想自由地观看任何电影,读任何书,听任何歌词。您应该自由地说出自己所知的事实,而不会受到政府报复的威胁。
如果你重视民主带来的这些自由,就应该承认这一点:没有自由和独立的新闻界,民主就不可能存在。
渴望获得更多权力的领导者,总是会迅速采取行动来粉碎独立新闻界。接下来,他们将会破坏自由表达本身。
可悲的是,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走在这条令人担忧的道路上。在这个国家,一切企图妖魔化新闻媒体以及使新闻媒体丧失其合法地位、丧失人性化的行为都会促使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效仿——那里的情况甚至将会比我们这里更糟糕。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到去年年底,全世界有近250名新闻记者被关进监狱。他们中有三十人面临“虚假新闻”的指控,这一指控实际上是七年前还闻所未闻的。
土耳其政府已关闭了100多家媒体,并指控许多记者为恐怖分子。独立媒体已基本消灭。而在匈牙利,总理对独立媒体发动了战争。哈佛尼曼研究员安德拉斯·佩托(Andras Petho)在那里经营调查报告中心,他指出,总理的商业同盟正在“接管数百家媒体平台,并将它们转变为宣传机器。”
像其他国家元首一样,匈牙利总理利用这场流行病夺取了更多权力,压制了对其不利的事实,并加大了对新闻媒体的压力。一项新法律宣布那些传播所谓虚假信息的人将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独立新闻媒体对这种做法是否有助于解决这场危机发出了质疑。现在人们担心的是,这种问责制是否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导致记者被骚扰和逮捕。
在菲律宾,勇敢的玛丽亚·雷莎(Maria Ressa)建立了该国最大的在线新闻网站,多年来一直在各方面与政府的骚扰作斗争。现在,她因违反外国所有权法的虚假指控而面临起诉。到去年年底,她已经保释了八次。她有没有真正的过错?她对总统进行了审查。
在缅甸,两名路透社记者Wa Lone和Kyaw Soe Oo因调查一场杀害10名罗兴亚穆斯林男子和男孩的谋杀案而被监禁500天以上。终于,在一年前,他们被释放了。
2018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一位观点撰稿人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走进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以获取他需要结婚的文件。他却遭到沙特最高级别官员派遣的一个团队而被谋杀。他有没有过错?他曾严厉批评沙特政府。
在墨西哥,对新闻记者进行谋杀性的报复很普遍。去年,至少有五人被杀,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我还认为,美国新闻记者为公众做出了很多牺牲。其中有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同事。
其中一个是伊丽莎白·诺弗(Elizabeth Neuffer)。17年前的5月,我站在她在波士顿环球报的朋友面前,告知他们,她在报道伊拉克战争中丧生。
伊丽莎白那年46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国记者,也是其他人的导师,活泼而勇敢。为了避免被绑架,她的伊拉克司机高速行驶,最后,他失控了,伊丽莎白和翻译当场去世了。
伊丽莎白曾在调查战争罪行和侵犯人权方面表现出无所畏惧的高度。她的目标是:揭示世界的真实面目——因为总要有人将世界变得更好。
另一位同事是安东尼·沙迪德(Anthony Shadid)。2002年,我拜访了安东尼,当时他也是《环球报》的记者,此前他在拉马拉被枪击并受伤。他躺在耶路撒冷的一家医院里,很显然他已经瘫痪了。
当他康复后,他继续从伊拉克发回非常多的报道,并为《华盛顿邮报》获得了两次普利策奖。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被警察骚扰。当他在利比亚的时候,他和其他三位《纽约时报》的同事在利比亚遭到亲政府民兵拘留,并遭到身体虐待。
他于2012年因哮喘发作去世,享年43岁,他过世的时候还在叙利亚进行报道。
安东尼讲了普通百姓的故事。没有他,他们的声音将不会被听到。
现在,我总是想起各位记者、摄影师和摄像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一直在与英勇的前线医护工作者,及各行业的前线工作者进行联系和沟通,并去传播分享他们的故事。
安东尼、伊丽莎白和我现在的同事们都试图成为目击者,去亲自了解事实,发现真相,并说出来。作为职业记者,我们认为事实是存在的,真理是存在的。
在哈佛,学校的座右铭是“ 真理、真相、真实”,大概你们也做到了。
我们知道,真理不是谁掌握权力,也不是谁说的话最多或说得最大声。它与谁受益或最受欢迎是无关的。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就否认了真理源于地球上任何单一权威的观点。
为了确定事实和真实,我们依赖某些基础。从教育开始,然后是专业知识,经验;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依靠证据。
我们现在看到,人们的虚假主张,一厢情愿和虚构的现实会危及人们的健康。公众的安全要求诚实。
然而,教育、专业知识、经验和证据正在贬值,被驳回,并被否认。这样做的目标很明确:为了追求政治利益而破坏客观事实。
随之而来的,是有系统地去取消传统的独立事实仲裁员的资格。
新闻界的人处于被攻击列表的顶部。其他在此列表中的人包括:法律人士、历史学家,甚至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及各种类型的专家。
因此,尽管非常多人毕生的奉献精神和成就使我们大家生活得更加安全,但如今政府的主要科学家们,发现他们的工作动机受到质疑,工作资格受到嘲笑。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在任何民主国家,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就面临的挑战和正确的政策进行激烈辩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就一套共同的事实达成共识,而我们甚至不能就构成事实的事实达成共识,那么民主将变成什么呢?
我们是否会走向极端部落主义,只相信我们的意识形态、灵魂伴侣所说的话?还是我们会变得愤世嫉俗,以为每个人都出于自私的原因而说谎?或变得虚无,以至于我们得出结论,没有人能真正知道是非。所以,试图找出真相没有用?
无论如何,我们都有进入危险地带的风险。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于1951年在她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道“巨大的谎言和巨大的谬论最终可能被确立为毫无疑问的事实……真理与谬论之间的区别可能不再是客观的,而可能仅是力量和机灵,压力和无限的重复。”
一百年前,即1920年,一位著名的记者和主要思想家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也有类似的担忧。前哈佛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的作家Lippmann曾经警告过这么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并不在意事实是什么、不去应对实际情况,而只是回应他人的各种观点,也就是大家关注的是他人声称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利普曼之所以写这些话,是因为担心新闻界本身。他看到了我们的缺陷,希望我们可以解决它们,从而改善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方式。
我们的行业仍然存在许多缺陷。我们犯过事实的错误,我们犯过判断的错误。当我们有的时候为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而骄傲自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就像其他行业的人一样。我们也必须承担责任。但是,自由和独立的新闻界对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国家以及对真理的贡献,经常迷失。
我回想起1992年的安德鲁飓风带来的后果,当时《迈阿密先驱报》展示了松懈的地区,视察和建筑法规如何造成了大规模破坏。这也使得今天的房屋和生活更加安全。
早在2016年,西弗吉尼亚报刊Charleston Gazette-Mail就揭露了鸦片类药物是如何侵蚀该州最绝望、压抑的弱势社区,使其在全国有最高的死亡率。
2005年,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路易斯安那州的报纸成为了居民可靠信息的不可或缺的来源。
2007年的《华盛顿邮报》披露了沃尔特·里德医院对受伤的退伍军人的可耻忽视和虐待。相关机构立即采取了纠正措施。
美联社在2015年记录了我们海产品供应背后的奴隶贸易。最终放了两千名奴隶。
2017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在揭露了不正当性关系在精英董事会中的存在,并为追究侵害妇女行为的问责制运动扎根。
1971年的《纽约时报》是第一个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人,揭示了一场官方欺骗,在一场战争中超过58,000美国人以及无数其他公民丧生。
《华盛顿邮报》于1972年揭露了水门事件,最终导致总统辞职。
这些新闻机构搜寻真相并将其公布给大众,不受相关压力或侮辱的影响。
虽然说面对真相会引起极大的不适。但是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会为此变得更好。这是我们宪法序言的精神:“形成更完美的联盟”。为此,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
W.E.B. Du Bois, 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也是非洲裔美国激进主义者杜波依斯,也是首位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告诫人们不要虚假化与我们国家历史相关的事件。
1935年,因为对当时学界在教育上对美国重建时期的欺骗性美化策略感到深深痛苦,Du Bois对当局的政治宣传提出了质问。他写道:“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蹒跚前行(一步一步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犯一些丑恶的错误,会做一些可怕的恶行,也会做一些伟大的美好的事情。难道我们最好的做法不应该是在保证查有依据的前提下,把所有的事实都教给人们吗?”
在这所大学里,你将以座右铭“真理、真相、真实”来回答这个问题。你会通过学术,教学和对话来寻求真理,因为你知道这确实很重要。
我的职业与你们共同承担着这一始终艰巨,常常是曲折却又必不可少的对真理追求的使命。这是民主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
我们将继续努力。你也应该继续努力,我们谁都不要停止。
能在这里给你们致辞我感到非常的荣幸。祝大家好运,并请大家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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