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就像自己的掌纹，虽然弯弯曲曲，却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知名媒体人杨澜在《留学改变我的世界》一书中写下的话。在这本书中，她向读者讲述了当年为何放弃“央视王牌综艺主持人”的身份，只身赴国外留学。就像这本书的名字的一样，留学改变了杨澜的世界，也改变了她的人生。

　　以下内容节选自《留学改变了我的世界》

　　作者/杨澜

　　01

　　18年一次的轮回

　　2014年秋天，我送儿子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新轮回的开始。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

　　离开纽约的时候，《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

　　在那张照片里，长发飘飘的我实际上已经怀孕了。

　　随着儿子来到这片土地上求学，我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虽然这个原点在时空的走廊里已前行了18年。

　　时光流转，看着儿子轻身走上求知路，我想起的却是自己留学时的两大包行李，里面放着锅、被子、褥子、枕头...

　　那时候父母觉得在美国什么都贵，我也很少会有机会回国探亲，于是就把冬天、夏天的衣服，生活起居的物品能带的全都一下带到了美国。

　　父亲运用了我难以想象的生活技能，把那么多物品都压缩成了最小的包裹塞进了我的箱子里。

　　记得临出行的时候，母亲把几千美金缝在了我的贴身衣服口袋里，这些钱是以1:10的汇率换来的。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课文《梁生宝买稻种》里，梁生宝把乡亲们的钱缝在衣服里的场景，只是梁生宝缝的是对乡亲的责任，而母亲缝的，是对女儿满满的爱和对她在异国的担忧。

　　那时候，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工作了4年，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但在国外打长途电话仍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因此我基本都是靠写信维系着与家里人的交流，为了不让信件超重，通常我还会把一张纸的两面都写满。

　　这些当然无法跟现在的沟通方式相比，如今我和儿子已经可以自由地视频通话，或通过微信等方式随时联系。

　　02

　　去看大世界的决心

　　当时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点儿悲壮的感觉。

　　199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中央电视台当时收视最好的栏目之一《正大综艺》。

　　1993年，我得以参与了中国的第一次申奥。

　　申奥的失败既让我看到了中国整体实力的不足，也看到了东西方相互理解的鸿沟，当时的我强烈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部的世界了解实在太少。

　　人活这一辈子，我不想只做一个喉舌，还是希望对这个世界能有些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1993年底，我做出了令当时周围的小伙伴们都难以置信的辞职留学的决定。

　　那时候，要留学需要先辞去公职，毕业不满5年的，还要向教育部门缴纳一定的罚款，拿到相应的证明，并把档案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之后，才能拿到护照。

　　而如果你最后被拒签了，就等于是完全没有了后路。

　　当时周围许多人都为我的决定感到惊诧：

　　“你知道有多少人打破头，都想坐在你这个央视当红节目主持人的位置上吗?”

　　只有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先生对我说：

　　“杨澜，你是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好好去读书，如果你能考上常青藤大学，我们基金会为你提供全额的奖学金。”

　　我半开玩笑地问：“谢先生，如果我走了，《正大综艺》可就是要换主持人的咯!”

　　他说：“我觉得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比一个节目的成功重要得多。”

　　那时候，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我就问：“我能为正大集团做点什么呢?”

　　谢先生说：“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管好好读书，这对你的将来有好处。”

　　让我放弃来之不易的成功、放弃眼前那么多名利的初衷，就是想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

　　我希望能够学有所长，能够更加深入媒体的策划和制作中去。这种简单、强烈的想法让我迈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

　　当飞机降落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看到曼哈顿灯火璀璨的夜空，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激动的，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繁华、梦幻的全新世界。

　　03

　　痛并快乐的留学生涯

　　我要特别感谢正大集团的奖学金，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两年的学习期间，可以更加专注在学业上，而不需要通过打工来养活自己。

　　尽管我之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阶段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但是到了国外，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在阅读量、写作量和语言上的巨大挑战，每天也依然要熬夜学习到凌晨2点钟左右。

　　那时候我学习的心气特别高，第一个学期就选了六门课来上。

　　当时我其实只要选到四门课的量就已经足够了，结果选了这么多课，可把我自己累得够呛。

　　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我最多的，也只有宿舍管道里不时会溜达出来的老鼠。有时候，我猛然一回头，甚至会跟老鼠来个四目相对。

　　当时认识的一位师哥给我留下了一台286的电脑，那也是我接触电脑的开始。

　　这台机器已经很老旧，经常有罢工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当我写了一大堆论文，而又没来得及保存的时候，突然的死机，常会让我急得半夜里大哭一场。

　　哭完了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爬起来，含着眼泪再从头写起。

　　“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

　　但我也非常感激这段生活，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等各个领域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当时我们的学院汇聚了五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通过跟大家的相处和交流，使得我的视野和心胸进一步被打开，对于不同的观点能有更加包容的态度。

　　通过大家观念的碰撞和思辨，让我看很多问题的时候，思考的方式会更加开放。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美国的脱口秀节目。

　　我有幸也见到了克朗凯特、丹·拉瑟、芭芭拉·沃尔特斯等很多美国新闻界、主播界的顶尖人物。

　　当时我就在想：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没有任何一档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带有主持人鲜明个性印记的高端访谈节目，这也许就是我的机会。

　　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开始转型做了节目制作人，和上海的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后来的52期《杨澜视线》。

　　在这个节目中，我首次采访了基辛格、克朗凯特等名人，还和费翔做了第一个面向中国观众的、关于百老汇的专题电视纪录片，在国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在留学期间，我还认识了我的先生吴征。

　　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是结婚生子，这使得我在1996年即将回国的时候，在人生、事业、家庭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获，人生的状态与留学之前已经完全不同。

　　那一年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是一个大冬天，我和先生一起来到洛克菲勒广场，望着那棵纽约最大的圣诞树，许下了心愿：

　　希望回国以后能够去实现我的媒体梦，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回到这个与我充满着情感联系的美国城市。

　　到如今，我实现了当年许下的那个心愿。

　　留学生活有苦有乐，但幸运的是，这一切是杨澜自己选择的、心里想要的，并在这其中收获颇丰。

　　更多留学资讯及海外时事，请点击关注再来人留学，可以信赖的高端留学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