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和顶尖大学,包括自己在内,所拥有的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地位,都受益于“精英制度”。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Daniel Markovits发现,自己所教的学生,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和顶尖大学,包括自己在内,所拥有的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地位,都受益于“精英制度”。
在新出版的《精英制度陷阱》一书中Daniel表示,这样的制度本身,既把普通孩子拒绝于精英圈之外,也让新贵阶层被迫加入严酷的终生竞赛,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
用Daniel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精英制度(Meritocracy)的产物。
1987年夏,Daniel Markovits 从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所公立中学毕业,前往耶鲁大学报道。
此后,他一路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法学院等多所大学,学习了近十五年,学位证摞起来有厚厚一沓。
如今,他在耶鲁法学院任教。教的学生和年轻时的自己相似度惊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精英家庭和顶尖大学。
自然地,Daniel将老师先前赋予他的优势继续传递给他的学生。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优越的经济条件与地位,事实上,都应归功于给予他们机会的精英制度。
Daniel Markovits 在今年出版的新书“The Meritocracy Trap” 里这样分析自己的生活。不过,在他看来,美国曾经相信和承诺的精英制度,已经不再管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为打破美国贵族家庭对顶尖大学提供的教育机会的垄断,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James Bryant Conant和耶鲁大学校长Kingman Brewster,重建了大学招生制度:强调才能、学术成就,而非血统。这套规则曾承诺: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
但是现在,Daniel悲哀地承认,中产阶层在工作中敌不过富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也会输给富人家的孩子。
他在书中分析道:曾经“仁慈”而又“公正”的精英制度已变异,成为一种财富和特权世代相传的机制,滋生了社会阶层间的怨恨和分裂——“新贵族阶层”就此诞生。
而这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甚至在一代人之前都无法被识别。
不仅如此,看似受益的新贵族们,正同样承受着伤害。他们被迫加入严酷的终生竞赛,通过付出极端的财富和努力来确保收入和地位。
Daniel认为,在此制度下,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
注定跑不赢富人的中产阶层
数据显示,除了藤校,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金字塔塔尖1%的学生人数,要比来自整个下半部分金字塔家庭的学生还要多。
这样的结果,无疑有悖于打破阶层固化的初衷。
也许有人会说,除了少数被爆的招生黑幕,绝大多数情况下,顶尖大学仍会按照标准流程展开录取工作。如果富裕家庭的孩子能被录取,自然说明了他的实力。这对其他学生而言,似乎并无不公平之说。
不过这些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择优录取的制度,早已将普通人家的孩子排除在外。甚至还未出生,就注定要打一场满盘皆输的比赛。
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年精英会在阶层内部寻找另一半。拥有扎实的经济基础,双高学历伴侣间的婚姻关系往往更稳定、也更持久。
不仅如此,这种选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也使得他们的下一代能够轻松获得其他阶层孩子无法享有的特权。
与之相比,中产阶层的准妈妈面临更高的离婚风险与经济负担,因此承受的压力往往更大。
有研究表明,妈妈的产前压力会拉低孩子的教育水平和智商得分。而且,这种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在出生前暴露于高水平的压力激素中,孩子到七岁时,其受教育时间会比普通孩子少1.1年,并且语言智力得分降低了5个百分点。
因此,富人家庭的婴儿很可能出生时就比普通人的婴儿“实力更强”。
尽管所有父母都在孩子身上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时间,但高学历父母投入时间的涨幅要大得多,尤其是精英家庭的母亲。
大约一半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哈佛或芝加哥MBA毕业的女性,会选择离职或兼职来为育儿贡献更多时间;因为当了妈妈而辞职的精英女律师如此之多,让顶级律所不得不将这种情况列为“潜逃风险”之一。
长时间、高质量的陪伴,高昂学费换来的顶尖学校教育资源,让富人们的孩子无论在学术成就、语言表达还是情感认知等方面,都处于难以超越的领先地位。
此外,在校外时光中,差距被再度扩大。
几乎所有富裕家庭的孩子,都会参加大量校后课程,而且通常由多个专业老师辅导。显然,这项“福利”可不是谁都能享受,因为这需要难以想象的巨额支出。
以曼哈顿的Veritas Tutors Agency为例,这是家由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所经营的家教机构,服务于全美客户。
基础学术课程的学费为每小时600美元。其每位学生的家庭的支付的费用在5,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间不等,有些家庭的支出甚至高达100,000美元。
令人惊讶的是,Veritas并不是家教市场上最贵的。
一家面向纽约学生的考试辅导公司,90分钟时长的Skype辅导课程费用是1,500美元,并且至少需要购买14次课程才能报名。
教育投资的成果是丰硕的,富人家庭的孩子在教育的每个阶段都几乎全方位胜过其他人。
所以,无论录取标准多么客观精确,录取流程多么公开透明,精英大学本身就向富人阶层倾斜。自然地,绝大多数精英阶层的工作也被富裕家庭的后代“垄断”。
即使有少数幸运儿,由于其非凡的天资和努力闯入了精英团体,事实上,也只是帮助精英制度证明了它所谓的“公正性”,显得和以前的贵族血统制泾渭分明。
利用“择优录取”的规则,“新贵族”们找到了世袭罔替之路,普通人再难望其项背。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精疲力竭的新贵族
不过,有收获就有代价。即使是制度的“受益者”,新贵族们也表现出了无法掩饰的悲剧面孔。
上幼儿园之前,精英家庭的孩子就不得不加入学校名额、成绩等竞争大军。其中,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学前班只招收不到十分之一的申请者。
现在,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城市的精英父母通常要替孩子申请10所幼儿园。
而每次申请都意味着经历写作考试、评估测试和面试等一系列严酷考验——被评估者,是年仅四岁的孩子。
这样激烈的竞争过程,在申请小学和中学时也在重复上演。
尽管父母有时也不情愿将孩子暴露于过度残酷的训练、筛选系统中,但择优录取的规则却总能让父母继续心甘情愿地促使孩子“回到正轨”。
帕洛阿尔托高中(Palo Alto’s public high schools,后文简称 Palo)和亨利甘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后文简称Gunn)可以说,就是精英制度给出的“甜蜜诱惑”。
这两所学校处于硅谷最好的公立高中之列,学生SAT考试的平均成绩排名全国前10%,超过60%的毕业生能够进入顶尖大学。
但是成功的代价惨重。
Palo和Gunn十年来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到五倍,有些学生会选择卧轨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名学生形容大约每20分钟在教室里听到一次的火车鸣笛声,就像“电影‘饥饿游戏’中每次孩子死后响起的炮声一样”。
也许难以置信,但富裕阶层的高中生的确比其他阶层的同龄人,有着更高的吸毒、酗酒概率。患有临床上严重抑郁和焦虑的概率,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或三倍之多。
同样地,现在大学生们患有抑郁症的可能性也是千禧年时的两倍。就算得到了高薪工作,年轻人的痛苦也未减轻。
一项对高层银行家的调查研究显示,新入职时充满活力的大学毕业生,到工作第四年几乎都会变得“一团糟”。
巨大的竞争压力,超高的工作强度,将青年才俊逼到崩溃边缘。
正如一名亚马逊的员工观察到的那样,充斥着鸡血、批评与竞争的公司文化产生了一种戏剧化的效果:“几乎所有我的同事,我都看到过他在办公桌上哭过。”
等到有了孩子之后,极端昂贵的教育支出,窘迫的时间和精力,无一不让哪怕是身为精英的父母,也会感到几乎被榨干。
困境循环播放,没人逃得出去。
很好的一个例子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最近在给毕业生的一封信中指出:
精英律师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无休止的悖论:更高的薪水意味着更多工作时间,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更高的薪水来证明其合理性。
一方的增长势必引起另一方的增长,并无限循环。
这个体系究竟在为谁服务?他感叹,真的有人想要生活在这个体系之中吗?
这场没有赢家的游戏,为什么无人喊停
显然不同阶层的人都正承受着煎熬,不过,人们往往难以接受这一点。
因为不管怎么说,新贵族们自身有着优异的能力,展现了奋斗的精神,很难让人感觉到其中的特权。
结果是,无论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有多浓,择优录取规则下的精英制度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声誉。
这还不够,顶端收入的剧增以及富人和中产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产生了“萝卜加大棒”的作用,将极端激烈的竞争变得合理化。
毕竟,这些富人的故事充满了拼搏向上,公平竞争等情节,而且看上去他们还创造了许多机会给予其他人。
《哈佛商业评论》曾对高收入群体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2%的高收入人士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35%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10%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
其中,四分之一拥有《哈佛商业评论》定义的“极端高收入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时间甚至更长。56%每周工作70个小时或以上,9%的工作间为100个小时或以上。
高层管理者自己也通常认为,虽然“像狗一样工作”,但却有些引以为傲,这证明了他承担超高强度工作的能力。
于是,如果有人想要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或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权利,都会被视为“懒惰”、“不上进”的表现,甚至内心也油然而生罪恶感。
相对而言,中产阶层无疑是受到更多伤害的群体,他们被剥夺了获得更多财富、更好教育与工作的机会,最后竞争中的落败者还被归咎于自身能力的不足。
Daniel指出,精英制度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们的生活:从出生,到死亡;从家里、学校到工作岗位。
它将自己伪装成必要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形象,将其意识形态投射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操控了人们的想象,并以此禁锢住人们的批判能力。
然而,这个时代的悲剧是,精英制度恰恰成了问题本身。作为该项制度的研究者,及建立更平等的社会秩序的倡导者,Daniel不得不承认:
想要消除目前的不平等,难度不亚于当初推翻贵族统治,简直是“一场规模涉及全文明的工作”。
但他坚信,即便如此,重建平等的社会秩序将使每个人受益。
改革者可从精英制度扎根最深的教育与工作两大领域入手:让教育变得更开放、包容,同时扩增中等水平与收入的工作岗位。
这样一来,精英阶层能够用可接受范围内的地位和收入的下降,换取合理的休息时间,而中产阶层也能因此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与工作机会。
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认识到精英制度的本质与不公,是我们能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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